1832年，新婚洞房夜，新娘看着丈夫的皮肤，吓得脸色苍白，咬牙道：“将来你功成名就，必须让我当你的诰命夫人！”
其实，曾家原本求娶的是欧阳家的长女，也就是欧阳氏的姐姐。当时的曾国藩虽然满腹经纶，但考运极差，连考七次秀才才勉强上榜，在乡里有个不太好听的名声——“笨鸟”。
再加上他自弱冠之年起就患有一种怪病，每到春天，身上就会长满像蛇鳞一样的癣疥，奇痒难忍，也就是民间传说的“蟒仙转世”。
原本定下亲事的王家听说了这些，悔得肠子都青了，在大喜之日临近时，竟然以女儿“突然暴毙”为由（实则是悔婚），给曾国藩来了个闭门羹。
这在当时，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奇耻大辱。就在曾家颜面扫地、几乎要在十里八乡抬不起头的时候，曾国藩的恩师、也是岳父欧阳凝祉站了出来。
他看中曾国藩虽看似愚钝，却有一股子常人难及的坚韧，于是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：让自己的小女儿顶上，嫁给曾国藩！
就这样，欧阳氏坐上了那顶原本不属于她的花轿。
婚后的日子，远比欧阳氏想象的要艰难。曾国藩的皮肤病不仅是身体上的折磨，更是精神上的酷刑。
每到深夜，曾国藩痒得无法入睡，只能用手疯狂抓挠，直到皮开肉绽、鲜血淋漓才能稍解痛楚。
欧阳氏每晚都要守在床边，耐心地为他清理那些带血的皮屑，用艾草熏烤患处。那股浓烈的药味和血腥味，成了她新婚生活最深刻的记忆。
但欧阳氏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在这个沉默寡言的湘乡女子眼中，既然嫁了，这个男人就是她的天。
道光二十年，曾国藩终于考中进士，入朝为官，全家搬到了北京。外人只看到曾国藩“十年七迁，连升十级”的风光，却鲜少有人知道曾府内院的寒酸。
曾国藩为官清廉，甚至可以说是“抠门”，他的俸禄大部分寄回老家养活大家族，留给京城小家的银两寥寥无几。
最窘迫的时候，欧阳氏连过冬的棉衣都做不起。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，为了给丈夫凑钱买书和交际，欧阳氏含泪拔下了头上那支重三钱七分的金簪——那是她嫁妆里唯一值钱的物件，也是母亲留给她的念想。
当铺的掌柜拿着金簪在手里掂量，眼神里全是轻蔑，欧阳氏却只能低下头，紧紧攥着换来的那几吊铜钱，转身消失在风雪中。
为了补贴家用，这位“官太太”活生生把自己熬成了一个顶级绣娘。在曾国藩同僚的记忆中，去曾家做客时，经常能看到欧阳氏坐在那架双蹑斜梁机前纺纱。她的手因为常年接触粗麻和桐油，变得粗糙不堪，指尖布满了细密的裂口。
真正的考验，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降临。
咸丰年间，曾国藩组建湘军，离京南下。这不仅仅是由于曾国藩的一腔热血，更是因为他若不拼死一搏，这大清的江山、曾家的未来都将化为泡影。
曾国藩在前线与太平军死磕，屡战屡败，几次被逼得要跳水自尽；而欧阳氏则在后方，成了湘军最坚实的后盾。
同治二年的冬天，湘军围困南京，天寒地冻，士兵们缺衣少粮。消息传回，欧阳氏二话不说，带着家中的女眷日夜赶工。
史料记载，那个冬天，她督促仆妇赶制了整整五百领棉衣。为了赶进度，她的十指皲裂，鲜血渗出染红了棉纱，她就用布条简单缠一下继续织。
当这批带着血迹的棉衣送到前线时，曾国藩捧着那明显比别处厚实的衣领，在帅帐中泣不成声。
他这一生，对外是“曾剃头”，杀伐果断，心硬如铁；但唯独对这个发妻，他心怀无尽的愧疚。
1864年，湘军攻破南京，太平天国覆灭。曾国藩立下不世之功，被封为一等毅勇侯，权倾朝野。朝廷的诰命诏书也随之而来，欧阳氏被特封为“一品夫人”。
按照清朝的规制，一品夫人的冠戴极尽奢华：翟鸟纹赤金累丝冠，点翠镶嵌着七颗硕大的东珠。
当这顶象征着女人最高荣耀的凤冠送到欧阳氏面前时，她正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“芦花挞袄”，在庭院里剥着豆荚。
周围的丫鬟婆子都在欢呼雀跃，欧阳氏却显得异常平静。她缓缓伸出那双满是老茧和伤痕的手，轻轻抚摸着冰冷的金冠。这双手，曾为丈夫抓过痒，曾为生计当过簪，曾为湘军织过血衣。
在这个充满诱惑和变数的官场，曾国藩身边不乏年轻貌美的侍妾，但他对欧阳氏的尊重从未改变。他曾对子女说：“尔母之德，足以匹万金。”
曾国藩去世后，欧阳氏并未过多悲痛，仿佛早已看淡了生死。她将曾国藩留下的家书整理成册，教导子孙要“慎独”、“勤俭”。
同治十三年，欧阳氏安详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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