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，国内干部大多延续战争年代的供给制，吃穿住行由公家统一保障，各级干部收入差距很小，从中央领导到基层办事员，日常物资标准差距有限，这是从井冈山、延安时期一路沿用下来的制度，靠着同甘共苦的制度，革命队伍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环境里稳住作风，很少出现大范围贪腐问题。1955年，全国机关全面取消供给制，统一改成货币等级工资制度，相关部门最初拟定薪资分级，一级领导原定月工资近600元，基层勤杂人员月薪大概在45元。这份薪资方案送到毛泽东面前时，他当即提出异议，不认可高层设定超高薪资的安排，本人也拒绝申领最高等级薪水。
1956年11月，八届二中全会召开，他在会议上专门针对现行薪资制度发言，直言当时高级干部薪资和普通工农群众收入悬殊过大，长期下去容易滋生脱离群众的问题。会后中央结合他的意见，先后在1957年1月、1959年3月、1960年9月分三次下调十级以上高级干部工资，原本核定一级薪资594元，几经调整后定为504元。毛泽东主动放弃一级薪资待遇，长期按三级标准领取月薪404.8元，从调整工资之后一直到离世，这份工资标准再也没有往上变动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全国粮食紧缺，老百姓温饱艰难，他进一步压缩个人日常开销，日常伙食从不在单位搞特殊采购，各地送来的土特产一律上交公家，不私自留存享用，身边子女日常吃住都在机关食堂，不靠职务享受额外福利。
六十年代，中苏关系逐步变化，国内研究苏共发展历程时发现，苏联后期逐步推行高层高薪制度，苏共高级干部薪资是普通工人数十倍，配套专属特供商店、疗养院区，慢慢形成封闭的特权圈层，普通民众日常物资短缺排队采购，高层群体享受各类特殊资源，阶层割裂越来越严重，这一现状让毛泽东愈发警惕高薪带来的隐患，在审定批判苏共错误的公开文稿时，亲自敲定关键表述，明文写明绝不能在国内推行少数人高薪制度，要持续缩小公职人员和普通群众的收入差距，严防借着薪资待遇催生特权阶层。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，站在当年闹革命的土地上，他再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聊起薪资与作风的关联，反复强调革命的根基在群众，薪资待遇一旦过度向干部倾斜，干群之间的距离就会慢慢被割裂。
翻看历朝历代的史料也能找到对应实例，清朝雍正时期推行养廉银制度，大范围提升地方官员俸禄，初衷是依靠高薪杜绝官吏盘剥百姓。这项制度在推行前期的确起到整顿吏治的效果，官场贪腐有所收敛，可等到雍正离世，乾隆掌权之后，官员贪欲持续膨胀，法定俸禄外加养廉银依旧填不上私心，官场贪腐乱象再度抬头。宋代百官俸禄位列古代王朝前列，官员衣食、办公、补贴样样优厚，但两宋中后期吏治败坏，大小官吏贪腐层出不穷，高薪没能守住为官底线。近代不少国家效仿高薪养廉模式，部分东南亚国家公职人员平均薪资远超民众数倍，清廉指数常年排在全球末尾，现实同样没能印证高薪可以养廉的说法。
建国之后几十年，国内多次完善党风廉政相关制度，出台八项规定、干部个人事项申报、常态化巡视督查等多项举措，治理贪腐的重心放在完善监管、约束权力、贴近群众上面，并没有走单纯依靠涨薪防腐的路子。这些落地的制度安排，刚好贴合当年反对片面高薪治吏的思路。
不同人对高薪和廉政的关联始终有着不一样的看法，一部分人坚持提升公职人员薪资才能稳定队伍、减少贪念，也有大量人从历史与现实出发，认同单纯加薪无法约束人性贪欲，完善监督才是治本之法。直到现在，围绕高薪养廉的争论依旧没有停下，当年伟人留下的判断，放在当下依旧值得所有人细细琢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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